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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事内 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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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兰小欢
  • 摘录数:126

摘录

社会进程本是整体,密不可分。所谓经济,不过是研究者从这洪流中人工提炼出的部分事实。何谓经济,本身已然是种抽象,而之后大脑还须经过若干抽象,方能复刻现实。没有什么事是纯粹经济的,其他维度永远存在,且往往更为重要。
^ref-32668

#63

在洪流之中,我们往往只是看到了很局限的一个方面


要避免把舶来的理论化成先入为主的判断——看到现实与理论不符,便直斥现实之非,进而把要了解的现象变成了讥讽的对象——否则就丧失了“同情的理解”的机会。
^ref-14875

#77

崇洋媚外


本书的一切错漏之处都归我自己。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争取有机会再版时改正。
^ref-15684

#113

哈哈哈哈


我国规模超大,人口、面积、经济总量都与一个大洲的体量相当,各省份的规模也大都抵得上一个中型国家,且相互之间差异极大:新疆的面积是海南的47倍;广东的人口是西藏的33倍,GDP总量是后者的62倍;北京的人均GDP是甘肃的5倍。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远大于美国各州。美国最富的纽约州人均GDP也不过是最穷的密西西比州的2.3倍。(
^ref-36755

#131

省份间贫富差异好大


大多数“地区”都改成了“地级市”,
^ref-36933

#146

黄原地区可以类比市


我国政府体制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且不断发展变化,非常复杂,
^ref-6198

#161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是一条高度抽象和灵活的原则,
^ref-28673

#170


条块分割,多重领导。我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层层复制”:中央的主要政治架构,即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省、市、县三级都完全复制,即所谓“四套班子”。中央政府的主要部委,除外交部等个别例外,在各级政府中均有对应部门,比如中央政府有财政部、省政府有财政厅、市县政府有财政局等。这种从上到下的部门垂直关系,被称为“条条”,而横向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的政府,被称为“块块”。大多数地方部门都要同时接受“条条”和“块块”的双重领导。拿县教育局来说,既要接受市教育局的指导,又要服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通常情况下,“条条”关系是业务关系,“块块”关系才是领导关系,因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决定人事任免。
^ref-58435

#181


像所有政治制度一样,实际的权力运作与纸面的规章制度并不完全一致,但也绝不是任性随意的。
^ref-25959

#205


虽然一些人口流入地可以“撤县建区”来扩张城市,但人口流出地却很少因人口减少去裁撤行政单位,一般只是合并一些公共设施来降低成本,比如撤并农村中小学。
^ref-47223

#285

明白了


这些边界地区,在本省之内与主流文化隔阂,而与邻省同文化区的交流又被行政边界割裂,不利于经济发展。(
^ref-56945

#303


在外部性较小的事务上,下级一般会有更大决策权。
^ref-29446

#324


撤县设区扩张了城市面积,整合了本地人口,将县城很多农民转化为了市民,有利于充分利用已有的公共服务,发挥规模收益。很多撤县设区的城市还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口。(
^ref-10295

#338


所以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
^ref-36322

#352


在实际工作中,“上级干预”和“下级自主”之间,没有黑白分明的区别,是个程度问题。工作总要下级来做,不可能没有一点自主性;下级也总要接受上级的监督和评价,不可能完全不理上级意见。但无论如何,信息优势始终是权力运作的关键要素。下级通常有信息优势,所以如果下级想办某件事,只要上级不明确反对,一般都能办,即使上级反对也可以变通着干,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如果下级不想办某事,就可以拖一拖,或者干脆把皮球踢给上级,频繁请示,让没有信息优势的上级来面对决策的困难和风险,最终很可能就不了了之。即使是上级明确交代的事情,如果下级不想办,那办事的效果也会有很大的弹性,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ref-47491

#362

信息啊信息


正因为信息复杂多变,模糊不清的地方太多,而政府的繁杂事权又没有清楚的法律界定,所以体制内的实际权力和责任都高度个人化。我打个比方来说明规则模糊不清和权力个人化之间的关系。大学老师考核学生一般有两种方式:考试或写论文。若考卷都是标准化的选择题,那老师虽有出题的权力,但不能决定最后得分。但若考卷都是主观题,老师给分的自由度和权力就大一些。若是研究生毕业论文,不存在严格的客观判断标准,导师手中的权力就更大了,所以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而不会称其他授课教师为“老板”。
^ref-56428

#419


从信息复杂性角度看,掌握不同信息的人,看法和判断不同,要把决策权交给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
^ref-42433

#494


受益范围地域性强、信息较为复杂且主要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地方的财政事权……
^ref-16032

#509


地方政府的权力非常广泛。就发展经济而言,其所能调动的资源和采取的行动远远超过主流经济学强调的“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范围。
^ref-48984

#519


这种“混合经济”体系,不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政府和市场的简单分工模式,即政府负责提供公共物品、市场主导其他资源配置;也不是简单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而是政府及其各类附属机构(国企、事业单位、大银行等)深度参与大多数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模式。在我国,想脱离政府来了解经济,是不可能的。
^ref-45361

#547


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时期,在很多根本性制度尚未建立、观念尚未转变之前,各类承包制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推动社会整体走出僵化的计划经济,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收入增长,逐渐转变观念。但也正是因为改革转型的特殊性,很多承包制包括财政包干制注定不能持久。财政包干造成了“两个比重”不断降低: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而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图2-2)。不仅中央变得越来越穷,财政整体也越来越穷。
^ref-1656

#727


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达到了预算内收入的86%,相当于“第二财政”了。(
^ref-11814

#743

薅羊毛是个社会现象


这段故事我上课时经常讲,但很多学生不太理解为何谈判如此艰难:只要中央做了决策,地方不就只有照办的份儿吗?“00后”一代有这种观念,不难理解。一方面,经过分税制改革后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央政府确实要比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更加强势;另一方面,公众所接触的信息和看到的现象,大都已经是博弈后的结果,而缺少社会阅历的学生容易把博弈结果错当成博弈过程。其实即使在今天,中央重大政策出台的背后,也要经过很多轮的征求意见、协商、修改,否则很难落地。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所以理解利益冲突,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是理解政策的基础。
^ref-1015

#786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地要转为建设用地,必须先经过征地变成国有土地,然后才可以用于发展工商业或建造住宅(
^ref-37254

#859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实施,基本上锁死了农村集体土地的非农建设通道,规定了农地要想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征地后变成国有土地,这也就确立了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力。(
^ref-47555

#873


收入百分之百归属地方政府。
^ref-50201

#891


与人力相比,土地更容易被资本化,将未来收益一股脑变成今天高升的地价,为地方政府所用。所以“土地财政”虽有种种弊端,但确实是过去数年城市化和工业化得以快速推进的重要资金来源。
^ref-54992

#916

土地,又被推上风口浪尖


土地的资本化运作,本质是把未来的收益抵押到今天去借钱,如果借来的钱投资质量很高,转化成了有价值的资产和未来更高的收入,那债务就不是大问题。但地方官员任期有限,难免会催生短视行为,寅吃卯粮,过度借债去搞大项目,搞“面子工程”,功是留在当代了,利是不是有千秋,就是下任领导的事了。如此一来,投资质量下降,收益不高,债务负担就越来越重。
^ref-18729

#933

肏,我们村里的垃圾处理厂,沼气池就是这样


可是制度一直如此,为什么前些年问题似乎不大?因为经济发展阶段变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传统农业生产率低,只要把农地变成工商业用地,农业变成工商业,效率就会大大提升。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先进企业不仅需要土地,还需要产业集聚、研发投入、技术升级、物流和金融配套等,很多地方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徒有大量建设用地指标又有何用?
^ref-38353

#946


2006年1月1日,农业税彻底废止。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终结了农民缴纳了千年的“皇粮国税”。
^ref-58549

#976


是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开支纳入国家公共财政保障范围,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比如2006年开始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截至2011年,中央财政一共安排了3 300亿元农村义务教育改革资金,为约1.3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除了学杂费和教科书费。(27)再比如2003年开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与2009年开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等,均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财政资金参与。
^ref-30623

#983


省直管县
^ref-35754

#1016

南阳的县全被省直管了,不对,是全部放开了!!!


1995年至2018年,转移支付总额从665亿元增加到了61 649亿元,增加了93倍,远高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占GDP的比重也从1%升至7%。(
^ref-52609

#1025


这种基层间的差距和上节讨论过的纵向差距有关:越往基层分到的钱越少,省级的差距到了基层,就被层层放大了。
^ref-34099

#1034


因为无条件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是为了拉平地区差距,所以越穷的地方拿到的钱越多,地方也就越缺乏增收动力。而且均衡性转移支付要保证政府运作和公务员工资,可能会刺激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恶化冗员问题。
^ref-31874

#1043


所以土地真正的力量还不在“土地财政”,而在以土地为抵押而撬动的银行信贷与其他各路资金。“土地财政”一旦嫁接了资本市场,加上了杠杆,就成了“土地金融”,能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推动经济飞速扩张,也造就了地方政府越滚越多的债务,引发了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ref-46271

#1066

金融危机


土地本身并不值钱,值钱的是土地之上的经济活动。
^ref-50636

#1195


土地资本化的魔力,在于可以挣脱物理属性,在抽象的意义上交易承诺和希望,将过去的储蓄、现在的收入、未来的前途,统统汇聚和封存在一小片土地上,使其价值暴增。
^ref-24565

#1198


政府的隐性担保可以让企业大量借款。银行对成都文旅集团的授信额度为176亿元,而文旅集团发行的债券,评级也是AA+。该公司是否应有这么高的信用,见仁见智。但市场一般认为,融资平台公司背后有政府的隐性担保。所谓“隐性”,是因为《担保法》规定政府不能为融资平台提供担保。但其实政府不断为融资平台注入各类资产,市场自然认为这些公司不会破产,政府不会“见死不救”,所以风险很低。
^ref-47186

#1254


我国地方政府借来的钱,并没有多少用于政府运营性支出,也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如希腊那样去支付社会保障,而主要是投资在了基础设施项目上,形成了实实在在的资产。虽然这些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很低,可能平均不到1%,但如果“算大账”,事实上也拉动了GDP,完善了基础设施,方便了民众生活,整体经济与社会效益可能比项目回报率高。
^ref-33625

#1388


但政府补贴的前提是政府有钱,这些钱主要来自和土地开发有关的各种收入。一旦经济遇冷,地价下跌,政府也背不起这沉重的债务。
^ref-9316

#1403


银行(既是贷款主体,也是城投债主要买家)当然乐于做大这个低风险高收益的业务,不愿意冒险借钱给其他企业,市场平均利率和融资成本也因此被推高。
^ref-13361

#1411

以前看不懂银行怎样赚钱,现在明白点了,是跟政府有关联


深层次的改革,需要从根本上约束官员的投资冲动。
^ref-32034

#1436

政府工作人员也是人


地方主官任期有限,要想在任内快速提升经济增长,往往只能加大投资力度,上马各种大工程、大项目。以市委书记和市长为例,在一个城市的平均任期不过三四年,而基础设施或工业项目最快也要两三年才能完成,所以“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又快又猛:上任头两年,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财政支出往往都会快速上涨。
^ref-63020

#1470


虽然官员的晋升动机与促进经济增长目标之间不冲突,也对地区经济表现有相当的解释力,但这种偏重投资的增长模式会造成很多不良后果。(26)2016年之前,官员升迁或调任后就无需再对任内的负债负责,而新官又通常不理旧账,会继续加大投资,所以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低风险高收益的工业投资项目减少,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投资的经济效益也在减弱,继续加大投资会降低经济整体效率,助推产能过剩。此外,出于政绩考虑,地方官员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常常偏重“看得见”的工程建设,比如城市道路、桥梁、地铁、绿地等,相对忽视“看不见”的工程,比如地下管网。所以每逢暴雨,“看海”的城市就很多。(
^ref-36227

#1478

痛点


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来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评定下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和考核等次。”
^ref-31113

#1487


政绩非常重要,但这不代表人情关系不重要。
^ref-35392

#1495


一样要继续做,发展经济也一样还是地方政府工作的主题。 政绩和晋升无疑对地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非常重要,却无法激励绝大多数公务员。
^ref-12956

#1505


政绩和晋升无疑对地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非常重要,却无法激励绝大多数公务员。
^ref-15045

#1506


经济学家注重研究有形的“奖惩”,强调外部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但其实内心的情感驱动也非常重要。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都不可能只靠外部奖惩来激励员工。外部奖惩必然要求看得见的工作业绩,而绝大多数工作都不像送快递,没有清清楚楚且可以实时衡量的业绩,因此需要使命感、价值观、愿景等种种与内心感受相关的驱动机制。“不忘初心”“家国情怀”“为人民服务”等,都是潜在的精神力量。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原则,也正是强调了内在驱动和自我约束的重要性。(
^ref-32544

#1514


第一,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并存。
^ref-29903

#1527


改革之道在于简政放权,从生产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逐步转型。
^ref-39727

#1572


冯军旗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2010)生动细致,是了解我国县域官场的上佳之作。密歇根大学洪源远的著作China's Gilded Age: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Boom and Vast Corruption(Ang, 2020)讨论了我国近些年来的各类腐败现象,与美国过去及现在的腐败做了对比,解释了腐败为什么可以与经济增长共存。该书也对研究腐败的文献做了全面的梳理,有参考价值。
^ref-52508

#1587


现实世界没有黑白分明的“市场”和“政府”分界,只有利益关系环环相扣的各种组合。我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所以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土地、金融、国企等),不可避免会介入实业投资。由于实业投资的连续性、复杂性和不可逆性(第三章),政府的介入必然也是深度的,与企业关系复杂而密切,不容易退出。
^ref-11935

#1690


社会现象复杂多变,任何理论和逻辑都可以找到不少反例,因为逻辑之外还有天时、地利、人和,不确定性和人为因素对结果影响非常大,而结果又直接影响到对过程和理论的评判。成功了才是宝贵经验,失败了只有惨痛教训。产业政策有成功有失败,市场决策也有成功有失败,用一种成功去质疑另一种失败,或者用一种失败去推崇另一种成功,争论没有尽头。
^ref-43070

#1695

冷冰冰


具体的案例故事常常比抽象的道理更有力量,启发更大。(
^ref-36424

#1701

正确的抓住了读者的心理


国产显示面板行业的崛起不仅推动了彩电和显示器等价格的直线下降,也推动了华为和小米等国产手机价格的下降,促成了使用液晶屏幕的各类国产消费电子品牌的崛起。
^ref-36691

#1718

原来是这样


不测风云。京东方5代线的运气不好,在液晶面板大起大落的行业周期中,投在了波峰,产在了波谷。
^ref-36243

#1747

呵呵呵


在这个过程中,夏普又来搅局,但因为京东方已经吃过两次夏普的亏,所以在与合肥合作之初就曾问过市领导:如果夏普来了怎么办?领导曾表示过绝不动摇,所以这次搅局没有成功。
^ref-56486

#1772


但这些合资项目并没有获得我国政府的快速批准,京东方赢得了一些发展时间。
^ref-44285

#1791

资本家们急了


在鄂尔多斯生产线的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甚至拿出了10亿吨煤矿的开采权。
^ref-14547

#1794


行政手段造成的扭曲往往只有行政力量才能破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一定该帮助国内企业进入某个行业,关键还要看国内市场规模。在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政府若投资和补贴国内企业,这些企业无法利用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必须依赖出口,那政府的投入实际上是在补贴外国消费者。但在我国,使用液晶屏幕的很多终端产品比如电视和手机,其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就在国内,所以液晶显示产业的外溢性极强。若本国企业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不一定非要有技术优势,能够拉低国际厂商的漫天要价也可以),政府就可以考虑扶持本国企业进入,这不仅能打破国际市场的扭曲和垄断,还可以降低国内下游产业的成本,促进其发展。(
^ref-58674

#1827

小米冲啊


京东方和华星光电等企业的崛起,带动了整个光电显示产业链向我国集聚。这也是规模效应的体现,因为规模不够就吸引不到上下游企业向周围集聚。一旦行业集聚形成,企业自身的规模经济效应就会和行业整体的规模经济效应叠加,进一步降低运输和其他成本。
^ref-55632

#1845

规模效应


好比学生学习写论文,不自己动手研究、动手做、动手写,只靠阅读别人的东西,理解永远只能停留在表面,停留在知识消费的层次,不可能产出新知。就算全天下的论文和书籍都摆在面前,一个人也不会自动成为科学家。
^ref-60333

#1861

狗逼论文


但企业不是“人”,不会在“死”后一了百了,积累的技术、人才、行业知识和经验,并不会随企业破产而消失。一旦需求回暖,这些资源就又可以重新整合。
^ref-7130

#2007

人也要这样


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是可以不断试错,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ref-26001

#2062


一讲到对高科技企业的资金支持,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硅谷风格的风险投资。
^ref-38031

#2087

一群天使


一支私募基金的LP通常有多个,不止有政府引导基金,还有其他社会资本。因此通过投资一支私募基金,有限的政府基金就可以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目标产业,故称为“产业引导”基金。
^ref-33982

#2129


而从政府角度看,股权投资最终需要退出,不像补贴那样有去无回。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说,与不用偿还的补贴相比,产业基金对被投企业有更强的约束。
^ref-26637

#2215


无论是土地还是税收优惠,都无法改变招商引资的根本决定因素,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前景。
^ref-5515

#2236


有心仪工作的城市房价太高,而房价合适的城市没有心仪的工作。梦想买不起,故乡回不去。眼看着大城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却难觅容身之所。为什么房子这么贵?为什么归属感这么低?为什么非要孤身在外地闯荡,不能和父母家人在一起?这些问题都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关。
^ref-63458

#2467


中国特有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度,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将这笔隐匿的财富变成了启动城市化的巨大资本,但也让地方财源高度依赖土地价值,依赖房地产和房价。房价连着地价,地价连着财政,财政连着基础设施投资,于是经济增长、地方财政、银行、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复杂关系。
^ref-16213

#2471


然而这种土地倾斜政策并不能改变人口流向,人还是不断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集聚。
^ref-33985

#2523


2020年,中央提出要对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区域流转进行改革,探索建立全国性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
^ref-44128

#2531


美国房地产市场和选举政治紧密相关。
^ref-32261

#2549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这项调查,城镇居民2019年的负债中有76%是房贷。而从资产端看,城镇居民的主要财产也就是房子。房产占了家庭资产的近七成,其中六成是住房,一成是商铺。而在美国居民的财富中,72%是金融资产,房产占比不到28%。(15)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这个重大差别可以帮助理解两国的一些基本政策,比如中国对房市的重视以及美国对股市的重视。
^ref-5779

#2583

不买房!!!


2020年,随着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各种讨论年轻人“纵欲式消费”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讨论热烈,都与消费类债务急升的大背景有关。这种依靠借债的消费无法持续,因为钱都被花掉了,没有形成未来更高的收入,债务负担只会越来越重。
^ref-12144

#2609


而要实现这种均衡,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
^ref-12446

#2661


2020年,中央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继续探索“三权分置”,即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强调要守住“三条底线”: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
^ref-56698

#2717


一国之内,产品的流动和市场化最终会带来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市场化。农产品可以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农村土地的使用权最终也该自主转让。
^ref-22127

#2735


城市化的核心不应该是土地,应该是人。要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衡、缩小贫富差距,关键也在人。要真正帮助低收入群体,就要增加他们的流动性和选择权,帮他们离开穷地方,去往能为他的劳动提供更高报酬的地方,让他的人力资本更有价值。同时也要允许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流动,这些土地资产才会变得更有价值。
^ref-43834

#2740


1990年,全球共有53亿人,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约四成生活在我国,而最富的20%里几乎没有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欧美人。到了2016年,全球人口将近74亿,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只有约15%是中国人,而最富的另一半人中约22%是中国人。我国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约为19%,因此在全球穷人中中国人占比偏低,在中高收入组别中中国人占比偏高。(33)按国别分,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中我国所占的比重也最大。
^ref-13598

#2765

统计的小技巧


对大多数“70后”来说,生活主要靠自己打拼,因为父母当年收入很低,储蓄也不多。经济和社会的剧烈变化,也要求“70后”必须掌握新的技能、离开家乡在新的地方工作,父母的技能和在家乡的人脉关系,帮助有限。
^ref-12428

#2780

父亲属于这一代


当经济增速放缓、新创造的机会变少之后,年轻人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而其父母的财富优势会变得更加重要。
^ref-15874

#2796


不妨想象正在排队的两队人,富人队伍前进得比穷人快,但穷人队伍也在不停前进,所以排队的穷人相对来说比较有耐心。但如果穷人的队伍完全静止不动,哪怕富人队伍的前进速度也减慢了,困在原地的穷人也会很快失去耐心而骚动起来。这种现象被称为“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形容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时,静的那条的焦虑和难耐。(
^ref-34290

#2801

这个例子形象


家庭观念也会影响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在家庭观念强的地方,如果子女发展得好、有出息,自己的生活就算是有了保障,对贫富差距容忍度也会比较高,毕竟下一代还能赶上。
^ref-48339

#2821


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经济力量会自动降低收入不平等,“先富带动后富”也不会自然发生,而需要政策的干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会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
^ref-36997

#2833


近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诸多举措,尤其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都与债务问题和风险有关。
^ref-43062

#2990

考研背的太肤浅了


债务关系让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任何部门出问题都可能传导到其他部门,一石激起千层浪,形成系统风险。银行既贷款给个人,也贷款给企业。若有人不还房贷,银行就会出现坏账,需要压缩贷款;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就难以维持,需要减产裁员;于是更多人失去工作,还不上房贷;银行坏账进一步增加,不得不继续压缩贷款……如此,恶性循环便产生了。
^ref-33195

#3006


债务累积或“加杠杆”的过程,就是人与人之间商业往来增加的过程,会推动经济繁荣。而债务紧缩或“去杠杆”也就是商业活动减少的过程,会带来经济衰退。举例来说,若房价下跌,老百姓感觉变穷了,就会勒紧裤腰带、压缩消费。东西卖不出去,企业收入减少,就难以还债,债务负担过高的企业就会破产,银行会出现坏账,压缩贷款,哪怕好企业的日子也更紧了。这个过程中物价和工资会下跌(通货紧缩),而欠的钱会因为物价下跌变得更值钱了,实际债务负担就更重
^ref-43855

#3025

两难


债务常常把风险集中到承受能力最弱的穷人身上。
^ref-8050

#3037


因为缺乏能获得长期稳定收益的资产,各种短期投机便大行其道,所谓“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房地产泡沫”一个接一个。
^ref-8053

#3163

比特币,说的是你吗?


银行可以卖给老百姓一个理财产品,利息5%,再把筹来的钱委托给信托公司,让信托公司把钱借给房企。在这笔“银信合作”业务中,发行的理财产品不算银行储蓄,委托给信托公司的投资不算银行贷款,所以这笔“表外业务”就绕开了对银行的监管,是一种“影子银行”业务。
^ref-60041

#3285

理财产品的风险


但如果投资失败或干脆借钱消费挥霍,那就没有新增收入,还债就得靠压缩支出:居民少吃少玩,企业裁员控费,政府削减开支。但甲的支出就是乙的收入,甲不花钱乙就不挣钱,乙也得压缩支出。大家一起勒紧裤腰带,整个经济就会收缩,大家的收入一起减少。若收入下降得比债务还快,债务负担就会不降反升。这个过程很痛苦,日子紧巴巴,东西没人买,物价普遍下跌,反而会加重实际债务负担,因为钱更值钱了。如果抛售资产去还债,资产价格就下跌,银行抵押物价值就下降,风险上升,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ref-11280

#3309

经济好复杂


第二类方式是“量化宽松”,即央行增发货币来买入各类资产,把货币注入经济,这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主流做法。在危机中,很多人变卖资产偿债,资产市价大跌,连锁反应后果严重。央行出手买入这些资产,可以托住资产价格,同时为经济注入流动性,让大家有钱还债,缓解债务压力。从记账角度看,增发的货币算央行负债,所以“量化宽松”不过是把其他部门的负债转移到了央行身上,央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规模会迅速膨胀。但只要这些债务以本国货币计价,理论上央行可以无限印钱,想接手多少就接手多少。这种做法不一定会推高通货膨胀,因为其他经济部门受债务所困,有了钱都在还债,没有增加支出,也就没给物价造成压力。欧美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都搞了大规模“量化宽松”,都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ref-24891

#3324

还了债,再把钱烧了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无法持续。最近几年的改革力图扭转这种局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尤其是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配置中起更大作用。
^ref-50209

#3403

发挥市场的作用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ref-8419

#3597

这点听说过


整体上看,房价上升拉低了消费,提高了储蓄。(
^ref-5386

#3637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就曾提出:“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比如“投资与消费者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17)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出口锐减,不得已出台“4万亿”计划,加大投资力度,导致投资占GDP的比重从已然很高的40%进一步上升到47%(图7-4),虽然弥补了净出口下降造成的GDP缺口,稳定了经济增长,但也强化了结构失衡问题。2011年又逢欧债危机,所以始终没有机会切实调整经济结构。2007—2012年,消费占比、居民收入占比、居民储蓄率几乎没有变化(图7-2和图7-3)。由于国内居民收入和消费不足,国外需求也不足,所以企业投资实体产业的动力自然也就不足,导致大量投资流入了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带动了房价和地价飙升,提升了债务负担和风险(第三章到第六章)。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才开始逐步推行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ref-37611

#3748

供给侧改革


当然,国内和国际是一体两面,国内失衡会导致国际失衡,而国际失衡反过来也可以导致国内失衡。我国国内失衡,生产多消费少,必须向外输出剩余。但反过来看,美国人大手支出,高价向我国购买,我国的相应资源也会从本国消费者向出口生产企业转移,以满足外国需求,这就加剧了国内的消费和生产失衡。
^ref-29469

#3760

这是还是现状吗?在上世纪美国的华人街似乎也有这种情形


贸易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贸易冲突的根源也往往不在贸易本身。
^ref-4498

#3768

不平衡是关键,这经济怎么这样复杂,就不能有一个完美的制度来平衡全球经济吗?


人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从宏观角度看,对外贸易失衡也是内部结构失衡的延续。
^ref-35852

#3771


美国可以吸纳其他国家的对外净输出,当然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每年进口都大于出口,相当于不断从国外“借入”资源,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但这些外债几乎都以美元计价,原则上美国总可以“印美元还债”,不会违约。换句话说,只要全世界还信任美元的价值,美国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用美元去换取他国实际的产品和资源,这是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实实在在的“挥霍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
^ref-23738

#3789


人虽少了,但产出并没有减少,这是典型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表现。机器替代了人工而已,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农业技术进步也曾让农民越来越少,但农业产出并没有降低。
^ref-50100

#3806


技术高压虽然可能让我国企业在短期内受挫,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产技术也因此获得了市场机会,可能提高市场份额和收入,进而增大研发力度,进入“市场—研发—迭代—更大市场”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国产替代。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国国内市场确实能继续壮大,国民消费能继续提升,能真正支撑起“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模式。
^ref-43465

#3872


虽然制造业是生产率和科技进步的主要载体,但从目前的技术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吸纳不了更多就业。产业链全球化之后,标准化程度越来越高,大多数操作工序都由机器完成。比较高端的制造业,资本密集度极高,自动化车间里没有几个工人。美国制造业虽然一直很强大,但吸纳的就业越来越少(图7-6),这个过程不会逆转。
^ref-1036

#3886

Chatgpt的冲击也只是顺水推舟罢了


加大民生支出,遏制投资冲动,还可能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发展模式的依赖,限制其利用土地加大杠杆,撬动信贷资源,降低对土地价格的依赖,有利于稳定房价,防止居民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而侵蚀消费(
^ref-26876

#3902


我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建立和打通全国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实现货物和人的互联互通,难度不亚于一次小型全球化,需要多年的建设和制度磨合。
^ref-29330

#3913


未来,只有继续推进各类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真正转变地方政府角色,从生产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才能实现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推动我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ref-23524

#3916

快加大开放,让国际企业都进来,刺激消费


经济增长不是请客吃饭,是玩儿命的买卖。站在岸边只看到波澜壮阔,看不见暗潮汹涌。
^ref-13708

#3928


未来不可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者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培养出一种“发展”的观念。一方面,理解发展目的不等于发展过程,发达国家目前的做法不一定能解决我们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过去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也不可能一直有效。若不能继续改革,过去的成功经验就可能成为负担甚至陷阱。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抛开意识形态,不断去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ref-24577

#3934


在经济学家理解最透、共识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在经济学家理解最浅、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
^ref-28590

#4058


一套严格的概念框架无疑有助于厘清问题,但也经常让人错把问题当成答案。社会科学总渴望发现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和规律,但这种心态需要成熟起来。不要低估经济现实的复杂性,也不要高估科学工具的质量。”
^ref-26554

#4064

完美似乎总被现实打碎


老话说回来,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决问题,一步一个脚印,继续推进改革。
^ref-40143

#4084

马原又出来了


“三线建设”既建设了工厂和研究机构,也建设了基础设施,在中西部省份建立了虽不发达但比较全面的工业生产体系,彻底改变了工业布局。
^ref-54601

#4113

计划经济真NB


经济富裕、社会安定、政府得力是国家繁荣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
^ref-4564

#4167


所谓强力政府,不仅在于它有能力和资源支持企业发展,也在于它有能力拒绝对企业提供帮助。(
^ref-16675

#4232


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目前的土地和户籍改革都承认了这种不可逆性。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冲击,回到乡村可能是权宜之计,但不是真正有效的长期缓冲机制。还是要在城市中建立缓冲机制,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让人在城市中安居乐业。
^ref-12456

#4251


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有三大必要组件: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
^ref-54737

#4291

中国特色


可行的经济政策是各种利益妥协的结果,
^ref-57413

#4308


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能让国家整体得益。但整体得益不等于让每个人都得益。从理论上讲,即便有人受损,也该支持自由贸易,因为整体得益远大于部分损失,只要从受益方那里拿一点利益出来,就足够补偿受损方且有余。但在现实中,补偿多少?怎么补偿?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博弈。补偿可能迟迟落实不到位,最终是受益者得益越来越多,而受损者却屡遭打击。虽说平均值是变好了,但那些受损的人的生活不是理论上的平均数字,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抗和行动,这是保护主义的根源。(
^ref-42203

#4313

保护主义


对相关因素的提取和组合,本质上是对“何谓重要”这一问题的反复考量,其判断标准只能在比较中产生。
^ref-44768

#4346

比较才出道理


发现和提出好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且“提问”本身,往往已蕴含了对解决思路的探索。切中要害的问题,必然基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因此,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是不会过时的精神。
^ref-257

#4353

真言


写这样一本书,若想说清观点,作者有时必须装得成竹在胸一点。想让自己的论述站得稳,便不能甫一下笔就顾虑重重。论述这些问题实非易事,我有时轻描淡写,斩钉截铁,但其实心中始终有所疑虑,也许读者能够体谅。
^ref-61847

#4437


1912年,溥仪退位,旧制度天崩地裂,新时代风起云涌,直到改革开放,仿佛已经历了几个世纪,但实际不过66年。
^ref-22152

#4449


哪怕只是增加些谈资,也足够
^ref-48414

#4452

就是这样,增加点谈资